最早出土的秦代兵器 带我们回溯铁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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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4号木椁墓中出土的秦戈

鎏金铜牌饰,是秦军带到岭南的装饰品

赵佗像

秦平岭南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促进国家统一,促进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意义都很大。想当年,如此大的军政行动,想必是步步为营,事事布局的。可惜历史书中的记载很简单,读起来非常不解渴。好在有现代考古手段,辅以考古专家的解读,我们能多少还原一些当时的细节,触摸到一两位曾经切实生活在那个时空中的人物的物件。这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话说有这么一件小小的铜戈,仿若带着古人的温度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文物爱好者”赵眜收藏了一件秦戈

据考古专家的说法,直到今天,广州仅能见到两件刻有秦纪年的青铜戈,分别出在两座南越墓中。其一于1962年在今越秀区区庄的罗岗4号木椁墓中出土,铜戈的内部刻凿铭文:“十四年属邦工□蕺丞□□□”二行共12字。字划的纹道很浅,细如发丝,其中有4个字因磨蚀模糊不清。

曾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冯永驱先生曾撰文解释根据什么判定它是秦的兵器。一是器型。戈盛行于商、周, 到汉代已是尾声。春秋时的铜戈是平援(较短)、短胡、三穿的为多。到战国中后期发展为长援、长胡、四穿的造型。二是年款。中国古代的纪年到西汉武帝即位时开始在纪年数字之前冠以年号,在这之前是没有年号的,同时,铭刻中的“属邦”是属邦工官的省称。汉避高祖刘邦讳,“属邦”改称“属国”。所以戈的铸造年代必在西汉之前。第三,监制工官的名号。秦自商鞅变法后,规定在手工业部门的产品中选取若干件,依次标刻主持监制的最高职能部门及其下属各职守官员及制作工匠的名字,“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也就是生产岗位责任制。这把铜戈铭刻中的“十四年属邦工”应是秦王政十四年属邦工官监造的。它与长沙出土的“四年吕不韦戈”的造型相同,也可为佐证。

其二是1983年发掘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所出铜戈。这把戈是长援、短胡、三穿,内的后部较长。内上刻凿有“王四年相邦张义……”共20字,因字划浅细草率,有的不易释读。铭刻中的张义即张仪。张仪为惠文王相,此戈铸制于惠文王后元四年(前231年),是年下距秦统一岭南之年已有17年,距南越王赵眛的卒年(前122年)有108年。

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南越王墓中呢?冯永驱解释,古人看重前朝的古物,如公元前117年夏,有山西临汾农民挖地时挖出一个大铜鼎,把它献给汉武帝,武帝认为是吉祥之兆,把铜鼎迎奉在他避暑的甘泉宫中,还改元“元鼎”,“从今天我们对保护古文物的理解来看,刘彻与赵眛都可称为‘文物爱好者’”。

还有一件“廿二年临汾守”戈于1974年出土于江西遂川,形制与“十四年属邦戈”相同。该戈的内部刻的临汾守即秦的河东郡守,廿二年为秦王嬴政的纪年。冯永驱认为,这把铜戈无疑是当年秦五军攻越中的“一军守南野之界”(即今大庾、南康等县域)的遗留,出土地遂川往南过南野境,越过大庾岭梅关就进入粤境了。

秦平岭南细节仍有团团迷雾

几件青铜兵器虽然早已锈迹斑驳,但如一道时空裂隙,让我们能稍稍窥见2200多年前亲平岭南的一瞬。

公元前219年,始皇帝派军五十万,五路征岭南。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一军塞镡城之岭(今越城岭一带),一军守九疑之塞(今九嶷山一带),一军处番禺之都(今广州),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部),一军结馀干之水(今江西余干县一带)。”

但历来史家对秦攻南越这一岭南史上头等大事的诸多环节都争讼不休,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秦发兵攻越的真正目的；二是何年发兵；三是发兵的真实人数。当时岭南位处中国的最南端,面临南海,是犀角、象齿等海外奇珍的聚散地。历史上曾有学者提出秦平岭南是因为垂涎这里的奇珍异宝。不过当今的史学家普遍不认同这种说法——始皇帝哪有那么小家子气,认为其主要目的是统一岭南。因秦二十六年灭六国,只是统一了中原地区古称九州之地,接下来还要派遣蒙恬将兵三十万筑长城于塞北以却匈奴,还要出兵南平百越, 直到公元前214年才在岭南置三郡, 把五岭以南的大地纳入秦帝国的版图。

五十万人这个数字也很可疑。因为灭六国时王翦攻打国土浩荡、人口众多、文明发达的楚国,只不过带六十万大军就已经是“空举国甲士”,把老本都揣上了。用差不多的力量攻击发展水平大大落后的南越,照说不太合理。不过当时南征军队三年不弛弓解甲,同时专门开凿灵渠供给粮饷,说明秦决策层对这场战争的持久性和艰巨性还是有充分准备的。其中的西路兵团据说是在土著居民的游击战术下被彻底消耗殆尽。虽然斩杀了西瓯国君,但主将屠雎也在一次夜袭中被杀。

不过不少专家认为,依靠今广西一带(古西瓯域的大致位置)古代土著居民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要让身经百战的秦军伏尸数万,似乎不大可能。从秦五军分置在相距甚远的五个战略要地来看,这次战役未必是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闪击,而是有计划、有规模的经略性质的征服。有可能西路兵团是在漫长的远离故乡、水土大异、风俗不同的丛林据点攻防和守备中,被严酷的大自然和部落军事联盟形态的土著居民共同吞噬。这种存在着军事代差而较强一方战败的例子其实也不少见,比如美军在越南,法军在埃塞俄比亚。

2200年前

极度艰苦的“东南飞”

相对而言,任嚣、赵佗负责的“番禺之都”就顺利许多。有专家指出,在其他四军尚在南越边境线附近时,任嚣军就深入了珠三角腹地,似乎有悖军事常识。但一些专家认为,在秦军南下之前,古番禺城一带很有可能已经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城市或大型聚落发展过程,番禺与内地原来已有较便利往来的商路,同时又是最具开化条件的聚居点,存在着秦军从一开战就将其作为战略要地并顺利占领的可能性。这也恰恰可以说明,秦军平南越是对南越的族群结构、聚落分布、综合实力等有着相当程度的掌握的。看秦平南越之后所设之博罗、四会、龙川、揭阳等县,都是史前遗物出土较为丰富的地方,有古城或古国的基础。

秦平定南越之后实施郡县制,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新开或整补水陆交通的道路网络,修筑城郭。这些做法令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手工业者、有商业头脑的商人、具备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官吏等与岭南本地人民共同居住,一起披荆斩棘,共同开发这片富饶的土地。同时岭南的闭塞局面被打破,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沟通往来大大发展。这一切使岭南地区的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比如,秦以前岭南的农业尚处在粗耕阶段,所谓“或火耕而水褥”,或“以渔猎山伐为业” (《汉书·地理志》)。秦统一后,随着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南传,岭南从粗耕农业逐渐进入用铁器、牛耕的水田农作的时代。又如原有的制陶业和青铜冶铸业在保留地方特点的基础上,都更多地吸收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随着岭南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加强,秦在三郡的郡县治所由地区性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步成为经济、文化中心。秦南海郡治番禺,由于扼三江而临南海,水陆交通便利,可与江南、中原、西南、东南甚至海外交往,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中心。

以“王朝”视野看,秦统治岭南只有七年(前214-前207年)。但岭南地区有组织的开发是从秦统一岭南开始的,汉以后逐渐发展和扩大。几件不起眼的铜戈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开拓者的冒险勇气和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