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阳六百里》--“乡下人”眼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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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曾经有个很流行的段子，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北京人看全国人民都是下级，上海人看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乡下人，广州人认为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北方人。”来上海已经三年多了，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有很多复杂的感觉。昨天晚上的一部《到阜阳六百里》，让我集中思考了一下这三年来在上海遇到的人和事，以及对于这座城市的“感情”。

    《到阜阳六百里》的监制是侯孝贤，主演是秦海璐，至于导演不是很清楚，据说之前是拍户外广告的；而他的这部电影拿了不少奖。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的，对于我看这部电影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这部电影里倒是秦海璐的演出，越来越定型，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具体点就是，她对于塑造身世坎坷，飘泊不定，又坚强不屈的女性有了自己最独到的见解。已经不止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她喝着啤酒，吃着串儿了。例如她在《钢的琴》上面的表现，对于爱情她执着，对于生活她隐忍；但对于感觉她只遵循自己的原则，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痛恨什么。在正直的人眼里她气质非凡，她值得同情，又值得尊重，用一句俗话叫-有骨气！在心胸狭窄的小人眼里，她做作，放肆，清高！秦海璐在这部电影里的表现远远大于侯孝贤以及各种奖项给予这部电影的标签。她在这部电影里唯一可惜的是，没有用安徽方言去表达，这和本色演出的那些老乡门稍微显得有些突兀。

    这部电影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张姐，阜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十年前丈夫因为醉酒驾驶摩托，不幸丧命。她带着十来岁的女儿来到上海；在浦东认识了一个上海男人，为了生活匆匆结婚。婚后，得知原来男方家里同意这样一桩续弦的婚事，只是为了在拆迁上多拿一点补偿款，并且想独吞张姐的那一份。在与上海男方家的长期斗争中，张姐一直拒绝在动迁合同上签字。而她一直坚持在上海逼仄的空间下活着的原因是自己正值青春待嫁的女儿，一心想让她的女儿有个好的归宿，找到一个有文化的人嫁了。直到有一天她在做钟点工的时候，在某宾馆发现她的女儿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裹着浴巾出现在她的面前；生活中唯一的奔头被无情的击碎。

    曹莉，阜阳人，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女性。多年前不听父亲劝告南下深圳，开了一个成衣厂；爱上了一个混混，这个混混得知曹莉怀孕后抛下了她们母子。父亲和曹莉断绝关系，曹莉的小成衣厂也因被骗而关闭，不得不来上海投靠张姐和同乡狗子。曹莉来上海的第一年，狗子搞了一辆破旧的大巴，春节前准备送在外乡打工的亲戚回家，让曹莉报忙联系生意。

   电影的结尾是张姐失去了生活在上海的意义，毅然返乡；曹莉打开阁楼的窗户，看着窗外，在屋内来回度步。

    百度百科上说，这部电影反应了安徽人在上海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句话是对这部电影最大的错误注解！这部电影仅仅反应的只是作为钟点工的安徽人在上海的生活状态。从最新的统计数字上看，安徽人已经占上海的外来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上海这座城市外人人口最多的一部分。而这些安徽人从我身边的人来看，没有一位是做钟点工的。或许是因为我所在的群体的原因，但是我所代表的群体并非极端，在我的学校有五分之一是安徽人，而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上海，并且从事的工作也都是公司职员。当然这些还不包括我认识的在上海做生意的那些朋友。所以从实际出发，这句话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不准确，有失公允。

    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上海是离安徽最近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里工作机会多，吸引了众多安徽人来上海发展；这样的现状，无论是上海人，还是安徽人都没有办法去人为的阻止的；因为这是规律，是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4年前，因为父母的意愿以及自己的志向，拿着低的不能再低的分数条我来到了上海的一所民办大专，接受所谓的国家高等教育。在这里我拿到了国家励志奖学金，参与了世博会，参与了高尔夫世界名人赛；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兄弟，天南海北，当然也包括上海的；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的爱情；可是对于这座城市，我依然没有归属感。这里是我除了在安徽老家待的最长的地方，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可是在对这里我没有丝毫眷恋。

   电影中张姐的老相好，张大哥。满嘴的上海方言，对于未曾磨面的曹莉嗤之以鼻，简单粗暴的认为曹莉是做鸡的，并且表示即便曹莉是做鸡的也不愿买账，怕惹的一身毛病。而后来的剧情发展是，这个上海男人手脚不干净，拿走了曹莉的新手机和两千块，最后还是让做钟点工的张姐替他”擦屁股“。当剧中的张大哥用上海方言说这些时，我听起来非常刺耳，犹如切肤之痛。上海的方言被称之为“吴侬软语”，来上海4年的我，依然听不懂完整的一句上海话；十分喜欢外地方言的我，对于上海话并非是真的困难，而是不想去认真听，更别说学了。上海话在我心中，如横贯在美洲大陆上的安第斯山脉一样，将我与上海人的距离深深隔开。在我眼里，大多数上海人嘴里的上海话对于外地人来说就是一种歧视，那种“腔调”带有明显的优越性。并非自卑心理作祟，只是有N多次被这种声音斥责过，不愿抗辩，因为那样更有失风度；听到上海话有种本能的反感。

    有个同学是在合肥学护士的，南下深圳实习，问为什么不到上海来，她说：上海人是有名的难伺候。再联想到，上海的N多大型医院，只招本地户口的护士。再联想到在58培训的时候，一个从深圳过来的老师（安徽人）说，在深圳没有本地外地的概念，因为都是外地人；在公交车上，地铁上能认识很多朋友，比如你不小心踩到某人的脚了，大家互相笑一笑，交换一个电话号码，还不说定能成为朋友呢！在上海就不行，你要是踩别人脚了，不骂你才怪；你要交换号码啊，人家以为你要图谋不轨呢；上海的地铁里面，大家一坐下来就低头玩手机，车厢里面无比的压抑。

    去年的暑假，和一个上海人合租了三个月，他是我的房东。恰巧他也姓张，年近四十，他说自己在证券公司上面，可从没见他朝九晚五，西装革履；未见他看大盘走势，整天以捣鼓视频监控，破解别人的无线路由器为乐，为了防止自己家的网被蹭，密码长度超过18个子母以及14个标点符号。经常几个星期不回家，一回来和女人吵架吵的天翻地覆，无休无止，至于和这女人什么关系，我无从判定。他们昼伏夜出倒是最正常的状态！满嘴谎言的他，说邻居反映我和我朋友在屋子里面行诡异之事。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叫来朋友搬家，走的时候，媳妇儿说我和房东十分和谐，只字不提押金的事情，我说用他们上海人的话形容他最贴切了，叫：木意思。不就是半个月工资嘛，我遵守合同的约定，用小他两轮的年龄告诉他：这就是我这个“外地人”的爽快，该走的时候，不会和他啰嗦半句。

   这里借用一下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这篇散文里面的一段话，来总结一下我这个“乡下人”眼中的上海：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